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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谢氏对《中国哲学史》的这种处理方式，源于他们的哲学学科意识不够强，分析哲学的味道不浓，也许正因如此，使得他们可以更多地立足于中国传统来看待‘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但如果这个地方已经完成、完工了，你再想添砖加瓦，是添不进去、加不进去的。你不温故，不知道什么是旧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新的。

1998年我当主编的时候，收到团委的一个要求，说新闻出版署有指令，所有的这类学生刊物都不能带刊字，要把刊字去掉。这就是学术敏感度的一个例子。至于你说的问题，即现代的学者在这方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体现，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我看来，那个时候的学术思想就是中西两头都通的。现在来看，功夫论或许更多地跟宗教学有关系。

套用以前的老话说，就是让你更为全面地发展。虽然我不是念哲学系的，但我读了很多哲学类作品。所以说，对于从事社会普及的工作来说，如果是由专业的学者来承担的话，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想未必是一定十五、三十岁、四十岁如何如何，它其实是标志着一个人不断成长、达到的一个过程。他原来写过一本《摆脱困境》，比较早地翻译成中文。那里每年会在全世界邀请大概四十名左右的学者，有senior的，也有junior的，涵盖几乎所有学科。但如果除了吃饭、生活之外，你还有更高的追求，你就自然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博士学位和一份工作。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她受儒家的影响更大。如果既能了解中国的又能了解西方的，其实是占了便宜、掌握了更为有利的主动权。

他就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无论是小时候家庭教育和环境造成的，还是先天的差异。至于说懂的人有多少，那没有关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读书思考。

否则的话，打个比方，如果说我讲个什么东西获得大众喝彩，底下一片人拍手鼓掌，但是他们其实并不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他们思想的了解，主要还是透过阅读他们的著作。你还得要选专业，对不对？当然，你自己最后能不能跨学科、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学者，那是个人的造化。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文本没有什么意思，都不过是你的注脚，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情况：无论你学什么东西、读什么东西，都不过是给当下的你自己做注脚。

阅读海外学者的著作有一个好处，哪怕是研究中国传统人文学的，包括中国哲学、历史、文学，里面都会提到西方学者的一些著作，有些纯粹是西方哲学、史学、文学的著作。用你的话来讲，就是哲学、史学方面的阅读更多了一些。

人文学的不同学科之间，是可以相济的。所以呢，当时我自己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学。

我想你们了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个敏感是跟你自身有关的，它和你自己是否已经具备一定的程度有关系当然，这个先后不一定是时间意义上的，你可以同时。课后我们还有一些交流，一直到我毕业之后。第一届是八七年，八八年是第二届。比如说如何读书，你看朱熹的读书法，再看余英时先生写过的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怎样读中国书，双方就有很多共识。

别人知道不知道我的研究结果，跟我也不相干。结果电话顺利接通，接电话的正是余先生本人。

当时台湾新儒学一派，特别是牟宗三先生第一、二代的学生，基本上都来参加了。另外就是学科的转换或者说多学科的问题，这个跟你们提的所谓跨学科也就密切相关了。

这当然都是不好的结果，而结果当然就可以是相反。沈裕挺: 对，老师您刚刚说了，就是其实您这一辈可能和您的学生一辈同样关注着一些根基性的问题。

你看民国时期的那些学者，他们基本上一方面自己是从传统出来的，有很好的中国学问的根底，这一方面并没有中断。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学者本身是比较开放的，就容易从别的学者那里吸收到一些东西。这种情况之下，不要说讲得足够不足够，讲得对不对都成问题啊。科学也是一样吧，物理、化学、各种各样的学科，彼此之间要相互配合，不要分崩离析，而是要能够彼此有机融合。

你说我在哲学学科经受了严格的训练，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和著作得到了同行的认可，然后再尝试跨到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其它学科，这都是可以的。您看您有没有什么问题问我们，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研究有没有什么建议？ 彭国翔: 我一时也想不好，总之觉得你们研究的题目很有价值，我会期待你们的成果出来，然后及早拜读你们的论文。

我曾经到书店里帮她买过佛教的一些书，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了，之前是买不到的。所以我说，我们读文本时，一定要注意它自己的义跟法。

理解的过程当中，当然会有偏差。但是，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自我期许和不同的自我要求。

不然的话，你没有那个基础，能够上到的塔尖也不会有多高的。我是运气比较好的，我接触到很多至少在我们中国人文学领域里边最杰出的学者。沈裕挺: 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很多海外交流的经历，在这样的交流经历中，您有哪些学术和文化上的收获？从应然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学者在国际学术的交流中应该在这方面有哪些收获呢？ 彭国翔： 这个我想跟下面你们可能提到的相关了。所以说，这种分裂其实是始终存在的，不是说只有到了现在才有。

我们讲很多理念，公平啊、正义啊，等等，其实已经不少了。本来，至少20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的 学术传统。

不要说彼此相轻、相非了，那是很不好的状态。其次，不是每个人都是陈寅恪（笑），对不对？博士学位当然不是说有多了不起，但是，如果作为一种专业资质认定标准来看的话，博士学位就很重要。

但我自己对法律也不太有兴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读书思考。